逃难的商贾官吏和平头百姓，以及从前线下来的伤残官兵，都在武汉停住了脚步。国民政府的各部门，也在迁往重庆的途中在武汉驻扎下来，工厂、学校和民间团体，也不再向西迁移。新来的工厂，烟囱开始冒烟，新来的商店，开门做起了营生。中央级的军政机关也在这里开始运转。武汉自然成了中国的战时首都。
武汉仍然是喧闹的，但这种喧闹是病态的，拥挤中弥漫着残破和颓败的气氛。外来的人口占据了原来多余的空间，大路和广场，街道和小巷，洋楼与豪宅，客栈与矮舍，只要能搭建帐篷，只要能遮风避雨，都会有人插足占据。商店和铺面也是人满为患。房租飞涨，粮价菜价提升，物资仍然供不应求。武汉够大了，但人群壅塞了这个城市的交通，它似乎已经承载不了如此的重负，眼看就要爆裂开来。
拥挤带来的后果是严重的。秩序的混乱，情绪的惶恐，疾病的传播，侵蚀着这座大都会，种种情状，直接向人们宣告了一个事实：战争，离武汉并不遥远。
蒋介石住在武昌南郊林木青翠的珞珈山公馆里，拄着手杖远眺武汉城区，心潮起伏，感慨万千。自从他在南京保卫战打响之前退出首都，他把更多的心思放在了武汉。这块辛亥革命首义的圣地，以前并未赢得蒋介石多少好感，因为这里一度存在一个与他分庭抗礼的武汉政府。武汉的夏季又是那么的炎热，蒋介石惟恐避之不及，他往返于南京与庐山之间，却不愿涉足片刻就能飞到的武汉三镇。如今时过境迁，蒋介石突然意识到这是一块宝地，也是他和日本人必争的要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