表面观之，作者行文历数客观史实，然而言语中却包含对于三位教育家改革结果的同情之感。在新教育改革运动中做出重大贡献和努力的三位教育改革领袖都曾把教育架构看作促进改革的工具，但当教育理想与政治权力交锋时，却显得软弱无力。事实证明，即便三位教育巨擘离开了主流教育界，但依然通过不同的方式为中国的教育改革进行努力和探索。
陶行知与教育改革（1922—1929）[1]
一、陶行知的领导
1922年，蒋梦麟对军阀阻碍教育发展公开表示其绝望之前，他已经把《新教育》的编辑权交给了国立东南大学教务主任陶行知。1921年末，编辑人员产生了变化，这时蒋已离华去参加华盛顿太平洋会议。[2]尽管文化改革领导者的兴趣并不在于关注外国对华长期干涉问题，但外交事务不可避免在他们心中占据优先地位。当蒋对保罗·芮恩施（Paul Reinsch）——1919年来华的美国公使说，外国必须给予中国“十年时间——没有外部干预的自由”——蒋所指的是中国建立民主社会基础的根本条件。[3]蒋对芮氏说，需要公众舆论监督来制约政府，他在学生运动中已见公众舆论的端倪。建立舆论监督，形成一种稳定的政治力量，需要更多的工作，依蒋的想法，只要外国列强不横加干预，方有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