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原载《学术研究》2002年第12期。本文是应《学术研究》杂志“纪念梁启超《新史学》发表一百周年”笔谈专栏而作的一篇短论。
[2] 章学诚：《文史通义》卷三《文德》，叶瑛校注，北京：中华书局，1985年，第278～279页。
唯物史观与中国史学发展[1]
一、20世纪中国史学最显著的进步是历史观的进步
中国史学有悠久的历史。中国史学上的历史观点也在不断地发展、进步。19世纪末至20世纪初，这种历史观点的发展、进步发生了两次重大变革。一次是西方近代进化论的传入，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另一次是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传入，在更加深刻的意义上改变了中国人对于历史的看法。关于前者，梁启超、顾颉刚都有论述[2]；关于后者，李大钊、郭沫若、翦伯赞等也各有阐说[3]。由于进化论和唯物史观的引入，尤其是唯物史观的引入，不仅加快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步伐，而且推动了中国史学的科学化进程。
顾颉刚从三个方面比较了20世纪前半期同19世纪后半期中国史学发生变化的原因：“第一是西洋的科学的治史方法的输入”，“第二是西洋的新史观的输入”，“第三是新史料的发现”。顾颉刚在讲到“新史观的输入”时认为：“过去人认为历史是退步的，愈古的愈好，愈到后世愈不行；到了新史观输入以后，人们才知道历史是进化的，后世的文明远过于古代，这整个改变了国人对于历史的观念。如古史传说的怀疑，各种史实的新解释，都是史观革命的表演。还有自从所谓‘唯物史观’输入以后，更使过去政治中心的历史变成经济社会中心的历史，虽然这方面的成绩还少，然也不能不说是一种进步。”[4]诚然，顾颉刚所论，也有可议之处，但他认为“新史观的输入”促使人们对历史的认识发生了重大变化的估计，应是符合当时中国史学的实际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