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通常不忍回顾近现代以来的华夏之文化劫难，其沉痛、惨怛兼奇诡被时人称作“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故为救此疲敝，援引他典，百多年来佼佼雄出者不少，其中，从西哲有之，从佛典有之，从耶教亦有之。而由“自古以来贻我大祥”的印度寻求自我的文化疗救者则寥若晨星。独可赞者，唯以才具闳辟、天秉奇出，沉潜印土几十载的徐梵澄先生为最，其融通中西印圣典所酿就的哲学慧见灵光孤耀，惜乎此后几成绝响，吾人或无心回应，或无力回应，其结果则一。而我以为，学殖丰赡博洽、悟力远届天人的徐达斯，或许可以接着徐梵澄先生说下去。其《世界文明孤独史》与《道从这里讲起》两本著作，足堪世人评裁。前者依据考古学、古文献学、古文字学、神话学、艺术学的最新成果，应用三重证据法，[3]以追溯全球之人类文明的原质与始基；后者借着印度教的圣典《薄伽梵歌》（Bhagavad Gita）之翻译与诠解，会通中印元典之精义。虽一开一合，但两者皆属堂庑阔大、羽翼高扬之作，寄寓了一条洁净精微的精神道路，以企开出“天地—神—人”圆融共在的神圣维度。高山流水，嗟尔有待，知其音者，盍兴乎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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