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日常生活过多地执着于当前在场的东西，包括科学技术在内也是如此，往往遗忘了隐蔽的东西，即使偶尔回忆起来，也只是把它当作“异乡”。但诗人却正是要聆听这“异乡”的声音，诗性的语言可以说就是对“异乡”的召唤。“道言”、“大言”乃是通过诗人的诗性语言，把来自海德格尔所谓“存在”、“无”、“神秘”或德里达所谓“无底深渊”的声音释放出来。
当然，日常语言（包括科学语言）由于语言的诗性本性，也在一定程度内能超越在场、由此及彼。伽达默尔就说过：“说出的都在自身中带有未说出的成分”，说出的与未说出的“具有答复和暗示的关系”[8]；语词的有限性与语言整体是紧密联系、相融相通的，人讲话时所处的“生动现实性”就表明人所讲出的有限话语使附属于其上的“意义整体”，“在发生作用”[9]，这也就是伽达默尔所谓“语言的思辨性”。甚至分析哲学家如维特根斯坦（Ludwig Wittgenstein）、奥斯汀（J.Austin）、塞尔（J.Searle）等人也大讲说话时的语境，认为一个语句的意义以语境为转移，这语境颇有类似伽氏所讲的“未说出的意义整体”和“讲话时的生动现实性”之处。当然，分析哲学家们的思维模式主要是主客关系式，他们所讲的语境属于与主体对立的客体，不同于海德格尔与伽达默尔所讲的“隐蔽”与“意义整体”，因而缺乏诗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