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确，在林先生眼里，正是辛亥革命所造成的普遍王权和传统权威的解体，导致了“旧的邪恶势力正从传统的束缚下被释放出来，因而变得更恶毒、更猖獗”，导致了“袁世凯肆无忌惮地篡权窃国的种种罪行”（第28页）。可是，袁世凯的“罪行”是什么呢？不正是要恢复帝制、恢复传统的权威吗？按林先生的逻辑，不正是要把邪恶势力重新纳入传统的束缚之中，使之变得不那么恶毒、猖獗吗？在这里，一切都搅成一锅粥了，我们仿佛看见，林先生已钻进了一个自己结成的解不开的网罗之中，不论他如何挣扎，都归之于无效。
二、所谓“借思想文化以解决问题”和对传统文化的“有机整体观”
既然林先生认为五四的反传统是导致“中国意识的危机”的原因，那么必然的结论就是：要解除这种危机，必须消除五四运动的影响，对五四思想来一个全面批判。在人们头脑里重新树立起传统文化，特别是儒家文化的“权威”（卡里斯玛），在此前提下再来进行我们民族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