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义:《真诚的人生派作家》,载《中国现代小说史》第一卷,323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8。
2.评论者多把叶绍钧小说的主要创作对象概括为“小市民和知识分子的灰色生活”,我认为用“普通人的平凡生活与内心世界”概括更为准确。除了极个别篇目,叶绍钧小说很少写英雄或巨奸,他笔下的人物多为芸芸众生中的一员,甚至是处于社会最边缘的被人忽视、被人遗忘了的人物。叶绍钧与鲁迅同为中国现代小说的开拓者,但二人的关注焦点不同,创作对象有明显差异:鲁迅往往从普通民众身上看到国民精神的共性,并且以独有的历史意识审视批判民族传统文化(这种历史意识并非茅盾所谓小说要表现“时代性”的意识,茅盾所谓“时代性”强调作品要写出历史发展带来的“变”,鲁迅则侧重表现从表面的“变”中看出的“不变”、循环),而在叶绍钧小说中,“民族”“国民性”“历史”“时代”并非关键词。叶绍钧一般不写像鲁迅笔下的狂人、疯子、孔乙己、阿Q之类精神反常举止怪异的人,他关注的是普通人的常态生活。与其他“人生派”作家不同,叶绍钧即使写社会最底层人物,也不着意渲染“血和泪”,而只是通过日常生活展示其生存状态,表现其喜怒哀乐、内心欲求。20年代写童养媳的小说不少,有的作品(例如曹石清的《兰顺之死》)极力描写童养媳所受的令人发指的虐待残害。叶绍钧的《阿凤》写的也是一个童养媳,而且是佣妇家的童养媳,她常受婆婆杨家娘的打骂,但杨家娘骂阿凤时“态度很平易,说过之后便若无其事”,打阿凤时是“很顺手地打到阿凤头上”,在阿凤,“受骂受打同吃喝睡觉一样地平常”,被打后不久脸上便又会现出笑容。作者这样写不是为批判阿凤阿Q似的麻木,而是为肯定卑微人物对于“生趣”“愉快”与“爱”的渴求。作者在与《阿凤》同年写成的论文《文艺谈》中声称:“我每篇小说的作成是受了事实的启示,没有事实我就不想做小说。”我相信这篇小说不是虚幻的产物,而是他实际观察到的一种生存状态的记录。作于1926年的《夏夜》,主人公是一个码头上的搬运夫,他每天像牲口一样干着重体力活,夏夜收工后在粥摊喝完粥便睡在菜市场外的水泥地上。这样的题材,在当时其他作家可能写成“血与泪”,其后的“普罗文学”又会写成阶级斗争。但叶绍钧写的却是他干活时的情状与感觉,写他收工后有意地与卖粥的青年女子搭讪,写他喝完粥后如何去找地方睡觉,又如何在梦中化为船上的茶房,与一个人力车夫争那卖粥女子做老婆。若不是从展示一种生存状态的角度理解,这篇小说的题旨就很难把握。展示个体生命的生存状态,揭示其内心世界,其实也正是为了引起读者对他人的关注,特别是对那些被社会忽略或歧视的人的关注,激发读者的同情心,把一切人当人看,打破人与人之间的隔膜,加深相互理解。这样的作品,即使在今天也不过时,即使是外国读者看了也会产生共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