吾以为一民族之进化堕落，其原因决不在一二人。以为可褒则宜俱褒，以为可贬则宜俱贬。[46]
中国史家的病症不在于道德批评方法的本身，并非“书法褒贬之必可厌”，而是治史对象的狭隘与审视角度的偏颇。只要从个人扩大至群体而有益于群治，问题就能获得较完满的解决。换言之，善恶之判断与史学方法的价值无涉，而只与历史演进采取的形式有关，只要解决了群治与因果进化问题，褒贬之术仍无妨于治史。他论断说：
中国史家，只知有一私人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而不知有一团体之善焉、恶焉、功焉、罪焉。以此牖民，此群治所以终不进也。[47]
那么，梁启超欣赏的是哪一种史著呢？他自己有一段自述可以参考：
吾以为书法者，当如吉朋之《罗马史》，以伟大高尚之理想，褒贬一民族全体之性质，若者为优，若者为劣，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获强盛，某时代以何原因而致衰亡……而必不可专奖励一姓之家奴走狗，与夫一二矫情畸行，陷后人于狭隘偏枯的道德之域，而无复发扬蹈厉之气。[48]
很显然，看待历史的框架虽然变了，成为进化论的一种图说，然而，基于传统道德评判的色彩仍很浓烈。
梁氏之后，以“群治”为线索的进化史观蔚然成风，不过在标榜现代意识的外表下，争正统与言书法的问题意识仍在史界居支配地位，现代史家总是要为历史的进程寻找到一种道德正义的支撑点，然后以此为秤星，大行针砭之义。比如把“群治”取代个人行事的历史进程，贴上“大众历史”和“现代化论”的时髦标签，书法规矩推崇的却是善恶分明的两极对峙，其黑白之相互印证参照，已足可以借用相当单调的对应概念加以评说，如反动/进步、卖国/爱国、传统/现代等范畴已经变成了无需论证，而可以随意作为研究前提使用的万能概念，其中自然包含着强烈的优位与劣势的意识形态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