倘若上述看法背后的基本假定是正确的，即，倘若解决社会问题的方法，和解决自然科学问题的方法相同，假如理智（reason）果真是如理性主义所说的那样无所不能，则上述的推论，便都是顺理成章之事。在理想的情况下，自由即等于法律，而“自律”即等于“权威”。某一件事，是我作为一个正常人，所不应该希望去做的，则某一法条限制我去做那件事，就不是限制我的自由。在理想的社会中，在由完全负责的人物与规则所构成的社会中，统治者会渐渐消逝，因我根本就不会意识到他们存在。胆敢明白表示这种假定并且接受其后果的，只有一种社会运动，此即无政府主义者（the Anarchists）的社会运动。然而，所有建立在理性主义者的玄学基础上的各式自由主义，也都是这种信条在或多或少淡化之后，所呈现的结果。
有朝一日，倾其精力往这方面探求解决问题之道的思想家，终会遭遇到以下这个问题，亦即：在实际的层面上，我们如何能够使人类变成如此的“理性”？很显然，我们必须教育他们。因为未受过教育是无理性的、无法自主的，必须被人施以强制。即使只是为了要使有理性的人，觉得生活是可以忍受的，我们也必须如此做。因为，如果他们必须和这些未受过教育的人，居住在同一个社会之中，如果他们不被迫隐遁到沙漠之中，或某些人迹罕至的深山之中，他们如何能够忍受？然而，我们却不能期望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能了解教育者的目的，或者是和教育者合作。费希特说过：无可避免地，教育必须以“以后你就会明白我为什么会这样做”的方式进行。我们不能要求儿童明白，大人为什么要强迫他们上学；同样，无知的人或即目前社会上大部分的人，也无法明白，为什么他们必须遵守那些法律，虽然，那些法律很快就会使他们变得有理性。“强迫也是一种教育”。你会学到服从能力见识高人一筹者的美德。如果你不明白，做一个有理性的人有何利益，那么，在使你变成有理性的过程里，你就不能期望我征询你的意见。到最后，即使你不同意，我也必须强迫你去接受预防天花的注射。甚至连穆勒也有意要说如下的话：如果我来不及警告某人说，某一座桥就要塌了，我可以强行阻止他通过这道桥；因为我知道或我有理由假定，他不可能希望落水。费希特当然比他那个时代里未受过教育的德国人，更明白他们希望如何，及希望做些什么。圣人比你自己更了解你自己，因为你是自身激情的受害者，你是一个无法自主的奴隶，因为你是愚蠢而盲目的，无法明白你自己真正的目标何在。你希望成为一个“人”。国家的目标就是要满足你的这个愿望。“强迫是有道理的，因为它可以教育你，使你在将来能够具有真知灼见”。于是，我本性中的理性，若要获得胜利，它必须消除或压制那些使我变成奴隶的“卑贱的”本能，亦即消除或压制我的情感与欲望；同样地，社会中比较优秀的分子，也就是受过较良好教育的、比较有理性的，那些“具有他们的时代与人群之最高智慧”的人物，也可以使用强迫的手段，去使社会中无理性的人，变成有理性的人，这种从“个人”转变为“社会概念”之间的重大改变，几乎是无法察觉的。因为黑格尔、布拉德雷（Bradley）、波桑癸（Bosanquet）等都屡次向我们保证说，如果我们服从具有理性的人，我们就等于服从我们自己——不是受无知与情感愚弄的我们，不是一个需要治疗的病夫，也不是那种需要监护人的我们；而是，如果我们有理性的话，我们将可以变成的那种人。理论上每一个有资格称为“人”者，都具有内在的理性因素，只要我们肯听从内在理性的指引，我们甚至在当前就可以成为理性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