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对南北关系的认识。从东晋、十六国至南北朝时期，南、北处于分裂对立状态。这种情况反映在当时史学家的历史认识和历史撰述上则是：“南书谓北为‘索虏’，北书指南为‘岛夷’。又各以其本国周悉，书别国并不能备，亦往往失实。”[23]随着隋、唐统一局面的出现，史学家对南、北历史产生了新的看法，因而才有了李大师“编年以备南北”的历史撰述上的要求。李延寿的《南史》《北史》摒弃了“索虏”“岛夷”的旧说，把南朝史和北朝史置于同等地位看待，正是这种要求的具体反映。这突出地表明了唐初史学家、政治家重新认识南、北历史，倾向统一的历史见解。在当时来说，这无疑是进步的见解。
第三，对历史经验的认识。中国史学家、政治家历来十分重视总结历史经验，所谓“殷鉴不远”的说法，就是一个古老的思想传统。汉初的政治家、思想家对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有比较深刻的认识和总结，《史记》则是其在史学上的反映。唐初的政治家和史学家，不少都经历了隋唐之际的巨变，这使他们对历史经验的认识又比前人深化了一步。从史学上看，这突出地反映在魏徵为《隋书》所写的史论中。魏徵提出“隋之得失存亡，大较与秦相类”[24]的论点，不仅对隋朝的历史经验教训是一种有力的揭示，而且也是对现实生活中的人们一种深刻的启迪：从历史的比较中判断是非，决定去取。盛唐史学家对历史经验的认识，不仅表现在对于前朝历史经验的总结上，也表现在对于本朝历史经验的重视。盛唐晚期的吴兢撰写的《贞观政要》一书，是作者倾全部心力总结唐太宗时期的“政化”，作者认为后来的统治者们只要“克遵前轨，择善而从，则可久之业益彰矣，可大之功尤著矣，岂必祖述尧、舜，宪章文、武而已哉！”[25]这是强调了本朝历史经验的重要性，因而更具有现实的意义。《贞观政要》既非纪传体史书，这里就不详论了。